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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0-08-14 作者:单冰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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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中国“两会”更是明确,新增信贷中普惠金融占比要提高到40%以上。在经济疲弱和货币存量过多时期,新增流动性的定向投放,有效避免了新增货币被用于修复报表或推升资产泡沫,确保了新增货币被用于改善实体领域流动性。为应对疫情冲击,中国“两会”还明确2020年要显著提升货币和社融增长,这实际上意味着赤字间接货币化也要相应加快增长。信用货币体系的发展过程,实际上就是财政赤字间接货币化的过程,无论哪种基础货币投放形式都是如此。…..

近期财政赤字化争议不少,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

近期财政赤字化争议不少,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

在信用货币体系下,国家债务通过储备货币创设过程中的媒介作用,使主权货币具备了显性国家信用,这就是国家债务的货币经济学意义。国债的货币经济学意义,使得国债不再是单纯“债务”,而且还是主权货币发行的基础和保证。在世纪之交的1998-2001年,美国经济正引领“新经济”的潮流,风头正劲。经济繁荣带来财政状况的改善,美国国债规模持续下降,国债余额占债券市场和GDP的比重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。经济繁荣也带来了同期美国整体流动性的提高,相应美联储(FED)储备货币创设需求增长,但国债的减少直接影响了FED的基础货币投放,时任FED主席格林斯潘就多次呼吁保持国债规模适度增长。基于国债的货币经济学意义,保持适度国债规模的重要性是明显的。信用货币体系需要国债维持一定规模,部分国债因此获得永远不需要偿还的地位。

2020年中国“两会”更是明确,新增信贷中普惠金融占比要提高到40%以上。在经济疲弱和货币存量过多时期,新增流动性的定向投放,有效避免了新增货币被用于修复报表或推升资产泡沫,确保了新增货币被用于改善实体领域流动性。为应对疫情冲击,中国“两会”还明确2020年要显著提升货币和社融增长,这实际上意味着赤字间接货币化也要相应加快增长。信用货币体系的发展过程,实际上就是财政赤字间接货币化的过程,无论哪种基础货币投放形式都是如此。

虽然当前央行对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抵押品管理中,高等级信贷等亦可作为入库抵押物,但从货币信用基础的角度,非国家信用的抵押物,只能是对发展普惠金融业务有较为现实促进意义,且规模较小的地方性特殊金融机构的“照顾”。通过基础货币投放,财政赤字在国债中介形式上进入了信用体系,并不再退出。除非货币消亡,作为国家信用体现的国债就需要持续存在,基础货币总量增长意味着对货币经济意义上国债需求的增长。

由国际收支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增长,其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式被动的,外汇占款增长必然带来货币被动增长;然而,尽管财政赤字增长意味着国债规模提升,但国债规模提升并不一定带来货币增长,央行无论直购资产还是创设工具,都是依据自身政策节奏主动进行的,国债只是操作必备工具。中国信用货币体系仍处转换时期,国债规模仍远远不能满足完全的主权信用货币体系完善需要。可见,赤字必然货币化,但并不是全部货币化,也不是当期全部要货币化;当然,赤字不能直接货币化。赤字-国债的增长,只是为进一步的信用货币体系完善,准备了条件!赤字和赤字货币化,两者都不是洪水猛兽,现代经济体系需要赤字和保持相当的赤字规模——为了货币和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。

当中国由外汇占款为主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,转向央行创设工具的主动投放渠道时,中国货币的信用基础就发生了变化,即由美元信用逐渐转向了国家主权信用。虽然基础货币存量仍是以外汇占款为主,但新增基础货币都体现了国家信用。另一方面,基础货币投放结构变化的同时,中国的RRR也在下降,这使得商业银行的货币约束减少,扩张了其自主经营的空间,提高了经营效率。

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,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必然的,稍具货币理论和财经专业的人士也明白,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实践是间接进行的,即央行只能向商业银行等具有货币创造职能的存款类机构购买国债,而非直接对财政透支。无论任何经济和社会体系中,正常情况下最高等级的信用只会是主权政府的信用,现代货币已跟黄金脱钩,在性质上既是一种市场自发性选择货币,实际上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强制性使用货币,因而货币背后的信用基础天然只能是主权信用,而能体现主权信用的只能是国债。另一方面,也只有将货币建立在国债基础上,国家才能获得发行货币的收入。这种发行货币的收入,现代人从早期货币史(金属货币铸造盛行时期)沿用了一个传统提法“铸币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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